柯云路：什么药能治中国医生的“病”（图）？

医生、医院、医德、医改、医患、医闹……关于医的话题实在是大热门，而且你会发现，中国有个特色：医生不受尊重……从何时起，患者对白大褂失去了信任？正如一些评论所说，中国的医疗体制“病”了，体制中的医生也跟着被“传染”着。几年前因母亲患病，我曾数度出入医院，既见到过医术高超、将患者视为亲人的好医生，也遭遇过唯利是图、对病人不负责任的冷血大夫……单纯地责备医生们缺乏医德或许是不公正的：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没有制度的保证，幻想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成为道德天使是不现实的，医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要改变这种不如人意的医疗现状，最根本的还是在医疗制度的建设上下大功夫，以制度的规范，让好人变得更好，坏人也无法得到作恶的机会。

米尔格伦的实验

文/柯云路

前几日，我在路上遇到一对卖菜夫妇。因为常常照顾他们的生意，见到我，自然很亲热地打招呼。我问他们去哪儿了，女人说这几天犯了肠胃病，刚刚输了液回来。我顺口问他们去了哪家医院，他们说医院很远，乘车来回至少要四个小时，再加上输液，去一次差一多得耽误一天，菜店索性也关了门。

我说附近就有很好的医院，为何去那么远的地方求医？

男人叹了口气，说女人去年也犯过一次病，就近去了一家有名的医院，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挂上号，拿着医生开出的化验单跑来跑去，还未闹明病因已花去五六百元。于是辗转托了老乡，在郊区找到一个也算老乡的医生，连看病带吃药，二三百元就基本好了。女人接着说，这个医生好，不让做那么多检查，只查查血象，药也便宜。所以这次犯了病就直接去找他，说再去个两三回就好了。

我安慰了他们几句，看着他们在风中裹紧衣服走开。对于这个人群，生病是令人畏惧的，是不可承受之重。这对来自南方的夫妇为了多挣点钱，连春节都舍不得回家，大年初二就开了店门，几百元的医药费于他们来说不是小数。

据卫生部近期发布的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国医患关系趋于好转，医疗费用增速减缓，但同时对全国94个城市7千多位医护人员的调查，40.9%的人认为患者对其信任度降低，37%的人认为执业环境差、压力大，26%的人遭受过患者言语侮辱或躯体暴力，88%的人认为有必要防范患者对医疗行为提出的质疑和追究。

这是一组令人注意的数字。

医者父母心，因其救死扶伤的职业特点，使得选择这个职业的人群在品性上更具同情心和责任感，也就是说当医生的人原本都比较善，其道德水平原本就该远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但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医德差的事相当普遍，患者对医生缺乏信任，医生竟成为风险职业。几年前看过一组照片，深圳的一家医院，医务人员上岗竟全体头戴钢盔。

这一切原因在“体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1961年曾做过一个实验，从社会上海招了40名实验者，年龄从20岁到50岁，教育程度从小学到博士。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参与者将作为“老师”，教导各自的“学生”。师生分处两个房间，彼此看不见对方，但能听到相互的声音。每一位“老师”均配试卷，同时手边有一个电击控制器，从最低45伏至最高450伏分十个档次。控制器一端与发电机联接，另一端与隔壁“学生”的身体联接。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可以按下钮键给予处罚，按到多少档，则随便。“老师”想停止实验时，会依次出现提示：“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若经四次反复的怂恿之后，“老师”还是不想继续，他就可以退出。否则，实验会继续进行，直到“老师”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到致命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之后，实验才会停止。

而事实上，“学生”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老师”按下扭键，假冒的学生会打开录音机，配合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敲打墙壁，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自己患有心脏病。当伏特数继续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在实验之前，米尔格伦和同事们估计，能下狠心按下450伏特的将只是少数人，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实验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一次实验就有65%的参与者有如此心肠。这一切的结果，是因为这些“老师”处在不断怂恿他们“继续下去”的环境也即“制度”中。

由此米尔格伦提出：在合适的条件下“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会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

几年前因母亲患病，我曾数度出入医院，既见到过医术高超、将患者视为亲人的好医生，也遭遇过唯利是图、对病人不负责任的冷血大夫。我在小说《底线》中还描写了一个本质也算不错的医生怎样在利益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沉沦。

然而，单纯地责备医生们缺乏医德或许是不公正的，没有制度的保证，幻想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成为道德天使是不现实的，医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要改变这种不如人意的医疗现状，最根本的还是在医疗制度的建设上下大功夫，以制度的规范，让好人变得更好，坏人也无法得到作恶的机会。

历史将记住那些高尚的身影

——致sun_X：我为什么写《底钱》

sun_X ：你好！

当晚就看到了你在中篇小说《底线》及部分朋友的留言后写下的一段话：

“老柯，你是名人了，你写这样的文字有没有考虑到后果？？？

医者父母心，我自认我是一个有医德的好医生！！！

你这样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的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

你有没有调查研究？？你对医疗行业有多少发言权呢？你了解我们的医疗体制吗？

我看不到原文了，麻烦你给我再留一份吧，也好探讨一下！”

sun_X，首先，谢谢你关注我的博客并且留言，很愿意与你探讨。

你说自己是个好医生，我信。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医生确是好医生。这并不是套话。一个人对人生专业的选择是有其人格特点的，除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选择外，如喜欢搞财务的人有搞财务的特点，喜欢弄电脑的人有从事电脑的特点，喜欢艺术的人特点就更明显，而一个人选择学医，“救死扶伤”自然应当是其人格的一部分。

我关注医学比较早，家族中有人从事西医，而我的爱好是中医。当然，爱好可能引发我对这一领域生活的兴趣，但写小说却是另一回事。《底线》是一部中篇，篇幅不大，不可能对中国的医疗现状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即使作者有此愿望，这也不是小说的功能。

你说我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的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你看过小说，相信不会得出这种印象。

之所以将小说定名为“底线”，是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一般民众有所谓道德“底线”，社会的价值与良知更应为一些阶层所支撑。如教师，如记者，如法官，……当然还有医生。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阶层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线”陷落，应当引起忧虑。

然而，在我的生活环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线”崩溃。周围的人初始还会义愤，时间久了，纷纷变得麻木，以为生活就是这样，虽不理想，但无力改变。

我在《底线》中写到的鲁小兵并非通常意义的坏人，他大学毕业后，先作为援助项目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回国后的现实与想像有极大落差。鲁小兵工作很辛苦，医术也并不差，但总比旁人挣得少而且少很多。郁闷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这才得知另有挣钱方法。他也有过内心冲突，但其心理“底线”终于随着对金钱追逐的情势一点点陷落。作品只是客观展示了这个过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过早去世写过一篇短文，谈了“相对贫困”问题。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有了过去无法想像的提高。许多家庭在温饱之后，拥有了住房和汽车。但人们并不满足，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物质馈乏，人们普遍对金钱有了更多焦虑。

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我无意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却希望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关注精神的平衡与健康。

应当说，《底钱》写到的医院生活远不是最腐败的，不久前中央台《新闻调查》播出的哈尔滨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要怵目惊心得多。而媒体最近几年更是揭出许多无法想像的腐败与黑暗。

这里，我想披露有关《底钱》的一点“花絮”。

我的长篇小说《新星》、《龙年档案》都是在《当代》发表的，记得编辑部看过《龙年档案》之后，曾说“柯云路从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了”。我当时对此评价大不理解。编辑认为，《龙年档案》中的罗成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想像。当然，后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事迹，而《龙年档案》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即取材取此。

《底线》写好后，我很自然地将稿子投给《当代》，而这次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评价。认为作品太写实，而文学应当不同于生活，应当有激情和梦想。

不久前，北京台连播了这篇小说，我从听众那里得到了许多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样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就很不相同。

告诉你这些，是想说明，即使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其风格样式也是不同的。《龙年档案》的激情和理想，一点也不妨碍作者看到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统治下，有所谓“三突出”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会一脸迷惑。那时的所谓文学，只许写光明面。《底线》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一个自信的社会才能容纳批评。

我在医学界有许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几十年来兢兢业业，视患儿和他们的亲属如家人一般。她身体不好，常常拖着疲累之身带病工作，现在七十多岁，还四处讲课带学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会尽最大可能帮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洁坚持至今，每有患儿亲人送来谢礼，她总是如数退还；实在无法退还的，会将高于同等价值的钱及时汇出。

应当说，她的品性和人格给了少年时代的我很大影响，我在长篇小说《孤岛》中曾写到一位女医生，在困境中忘我地救助病人，那里就有姑姑的影子。

再往近了说，大家都知道的钟南山，高耀群，桂希恩，这些感动了中国的医生们；这里，我还想再加上一个名字，那就是北京301医院的蒋彦永医生，全中国都应当感激他，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事迹。

我不想说钟南山在“非典”期间那些众所周知的活动，只讲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钟南山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冬天气温低，为了让病人感觉舒服一点，他每用听诊器之前，会把它放在手心里暖热，然后再放入病人胸口。

另一位医生桂希恩冒着危险到爱滋病区采血取样，又将病人接到家中治病的事迹也已广为人知。为了防止血液感染，他总是亲自取样，而不让年轻的助手帮忙。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面对荣誉时那一脸的安详和平静，他对自己的评价：“这没有什么，是一个医生应当做的。”

不知你是否看过中央台播出的一个镜头：七十多岁的高耀群医生在“感动中国”的年度活动中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迈着已不大利索的双腿，坚持不让人搀扶，自己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下来。就是这样一个衰老之躯多年奔走在爱滋病区，买药品发传单，扛起了一个民族的责任，让世界知道爱滋病人的惨状，让爱滋病人获得他们应当享有的医疗与生存的权利。

这是一些高贵的灵魂，我还知道很多很多，……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将愧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一个曾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文化的民族，一个崇尚诚信与讲究道德的国度，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了那么多令人遗憾的丑恶现象，但因为有了蒋彦永，有了钟南山，有了桂希恩，有了高耀群……使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文明进程与发展有了稍许的自信。

物质文明的进步会使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然而，一个民族真正强大并得到世界尊重是她精神文明的伟大。今天，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文化传统的恢复与重建，这是令人欣慰的。

我以《底线》加入其中。

这样讲，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留言？

祝好！

柯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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