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当代社会的全息摄影

——长篇小说《新星》座谈会纪要

本刊记者

《当代》增刊第三期（一九八四年）发表了青年作家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认为，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开掘深刻，有新意，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是一部敢于直面现实，近距离地、全景式地反映农村变革生活的，有强烈时代气息和历史感的成功之作。十月二十三日，本刊编辑部邀请在京的二十多位评论家和作家举行座谈，就《新星》创作上的得失以及长篇小说如何反映当代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座谈会由本刊副主编朱盛昌主持，本社副总编辑李曙光出席了座谈会。

深刻的开掘  全景式的描写

朱寨认为，《新星》是一部呕心沥血的力作。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现实的直面的逼视，对生活深层（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淤积层）的开掘以及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那种“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深入剖析上。作者不仅写出了当前急剧变革的潮流，而且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写出了这股改革潮流的来源和去向。他认为，《新星》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描写是相当深刻相当成功的，它不仅写出了官僚主义已经渗透到各级领导层的种种现象，而且揭示了官僚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如果说作者在《三千万》这篇作品当中写出了社会各阶层存在着的复杂的“关系网”，那么，《新星》则写出了产生这种“关系网”的历史淤积层——一个在古老的历史淤积层上生发出来的新的历史淤积层。这种深入的观察和概括是相当大胆、相当勇敢的。

缪俊杰说，《新星》是柯云路创作上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作者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贡献。它在当前写改革的作品中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认为，这篇小说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内容、题材具有相当的尖锐性；二，人物有新鲜感；三，在艺术表现上有可读性。他指出，当前改革中的斗争是相当激烈、尖锐和复杂的。文学作品应当揭示它。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相当复杂的人事关系，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示矛盾，敢于触及现实，这种大胆的揭示本身就是对当前文学创作的贡献。他很赞赏作者的这种创作上的追求。

何镇邦说，两年来写改革的长篇小说有二十部左右，最近更多一些。《新星》是这些反映当代改革生活的作品中一部有新意的、挖掘得比较深的作品。特别是在写官僚主义这方面超过了其他写改革的长篇小说。他说，作者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描绘是全景式的，触及的社会面很广，矛盾错综复杂，不但气魄宏大，而且让人读了感到很扎实。他在谈作者的创作意图时，引用了《当代》编者发表这部作品时的一段话：“从一个县的场景出发，展开广阔的社会图画，特别是当前农村生活的若干侧面，以人物曲折的心理历程，来叩击历史的脉搏，探讨人生的哲理。”他认为，小说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这个意图。

罗强烈说，长篇小说《新星》可以比作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息摄影，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几千年的传统往往都沉淀在农村，而县城在我国的行政结构上又有特殊的地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透视点。他认为，作者对古陵县的解剖是深刻的，这正是其现实主义艺术深化的地方。这位年轻的文学编辑认为，小说揭露的，虽然包括官僚主义，但又要比官僚主义宽阔得多。作者实际上是对我国社会的某些封建遗留进行了剖析。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封建宗法思想，在当今的社会孕育成了一个怪胎——这就是古陵县的顾荣、潘苟世等人组成的权力结构网。这种结构网如果不予以打破，我们的改革将无以举步。

陈骏涛认为，小说是把古陵县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来写的，作品至少触及了这样三个层次的东西：官僚主义的体制；封建家长制；社会生活中落后愚昧的东西。他认为，《新星》这部作品是很有思想深度的，它揭示了改革的阻力是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的。王愚说，《新星》写的是现实生活，但它又不局限于现实生活，而是透过现实题材去开掘历史的纵深，写出阻碍改革的历史的惰力。这是这篇作品一个明显的特点。

与时代同步

林大中说，这部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同步性。与改革时代的进程，与改革时代的思潮以及改革时代的党心民心的同步。小说写的是一个县的改革斗争，但却写出了整个中国目前改革的潮流为什么一定会发生，为什么不能再迟缓，写出了改革潮流目前所处的战略态势以及将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这部作品写得相当大胆，它像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今天才开始的，但它却在今天问世了。作者的政治上的预见性和勇气是值得钦佩的。孙武臣说，八三年以来，长篇小说打破了以历史为主要题材的格局，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在反映农村、城镇伟大变革现实的作品中，《新星》是佼佼者。他说，作为一个严肃的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应当关心并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变革，应当真实地记录下历史前进的脚步。潘仁山说，《新星》是一部时代精神很强的作品，它不仅写出了改革的艰难，而且预示了改革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

改革题材作品中的一颗新星

座谈中，人们普遍认为，《新星》较之柯云路过去的作品，有了明显的、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艺术上成熟了。蒋荫安说，《新星》不仅保持作者过去作品中的那股锐气，而且在艺术上有很大提高。作品里写了那么多有个性的人物，那么多有生活气息的生动的细节，很有艺术的魅力。在众多的写改革的作品当中，它是一部有分量、有锐气、有才气、有个性、有色香味的佳作。缪俊杰、何镇邦、朱晖等人都在发言中提到，《新星》虽然写的不是传奇、打斗，但却很能抓人，很有故事性，可读性很强。刘锡诚认为，小说相当充分地展现了中国农村历史的斗争，特别是近两年来农村的斗争和发展的趋势，描写是准确的。冯立三说，《新星》是一部深化了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精辟的提炼，以及作品对当代社会生活所进行的全景式描绘和概括，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和潜力。这是一部深思熟虑之作。李国文说，《新星》是柯云路在自己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高峰。他祝贺《当代》发了这样一部好作品，祝贺小柯在写当代改革题材的作品中放射了一颗新星。

关于作品的人物及其他

《新星》中描绘了当代社会中不同层次的几代人，塑造了李向南、顾荣、潘苟世、高良杰、龙金生以及林虹、顾小莉等许多有个性、有新意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为小说增添了不少光彩。座谈中，大家就这些人物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些看法不尽相同。

关于李向南，缪俊杰认为，李向南是个有特色有新意的人物形象。他是当前改革中涌现出的新人，眼界开阔，有思想，有魄力，有才干，有勇气，是个开拓型的干部。刘锡诚说，李向南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一个年轻的政治家来写的。他身上体现了今天的时代精神。作者花了大量笔墨，相当成功地写了这个人物。蒋荫安说，李向南是人们呼唤中的一个形象。生活需要这样的人物而且也正在孕育着这样的人物。何镇邦说，李向南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人。他是“老三届”的学生，有自己坎坷的经历，有思想，有眼光，懂实际，干练，雄辩，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开拓精神。但是这个人物某些地方写得有些理想化、概念化。

罗强烈不同意何的看法。他说，李向南是有理想化的成分，但这种理想是非常珍贵的。这丝毫没有损害人物形象的真实性。鲁迅认为，真实就是真相与真情的统一。作者正是在李向南所显示的社会生活真相中，较多地注入了自己的真情。他说，在变革的关头，思想和观念往往涌动在生活的前面，现实发生了一定的裂变，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人物形象也暂时很难丰满完善。

陈骏涛、李国文、蒋荫安等认为，李向南这个人物，无论从他思考问题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上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那样一个古老的充满了封建愚昧的县城里，又碰上顾荣这样一位老辣的对手，李向南即使经过一些磨练，一下子那么顺利地解决那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难以让人置信的。

冯立三说，李向南这个人物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这个形象更多地表现了当代青年在学识、品格、意志等方面超过了老一辈这一点。但是当代青年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这样，在改革的实践中，人物性格必然形成冲突，而作品恰恰缺乏人物内心波澜的描写。小说不仅要写出李向南的思考、追求，还应当写出他的痛苦。

王愚说，李向南这个人物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激情，一种气质，一种效率和步伐，一种冲决罗网的义无反顾的精神。他反映了时代的强音，是生活中的“一支响箭”。朱寨、缪俊杰等认为，李向南这个人物有理想化的成分，但还不是理想化的人物，问题是作者对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环境、土壤还缺乏一些必要的交代。缪俊杰、蒋荫安认为，小说中还应把支持改革的力量写得更强大一些，把社会的积极的背景写得更充分一些。特别是应当把老干部当中一些支持改革的人写得更充分一些。要写出中国大地上涌动的改革潮流势不可当的历史趋势。蒋守谦、孙武臣、朱晖等认为，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新星》中的李向南这个人物，一出场起点就很高，在整个作品中看不出他的性格和思想内涵上有多大的发展，这就使人物的展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否则，李向南这个人物会写得更丰满。

关于顾荣、潘苟世、高良杰、龙金生、林虹、顾小莉等人。与会同志几乎都对小说中顾荣这个人物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相当有深度和艺术性的典型形象。刘锡诚说，顾荣这个人物形象，从文学上讲，有重要的意义。作者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把他写得多么锋芒毕露，而恰恰在于藏着他的锋芒。他的专断、他的权势欲是和社会的发展有着血肉联系的。过去多年中我们党内不正常的生活和对农村的政策造就了这么一批官僚。直到今天，这批官僚在一些部门和单位还有相当稳固的地位。这个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冯立三说，顾荣是我们干部队伍中那些非常机敏、非常有经验、有手段，但又脱离群众，违背群众的意愿，顽固地保护既得利益者的代表。罗强烈说，顾荣这个人物是小说的一个贡献。这个具有封建宗法和家长制思想的官僚，是中国社会的“土特产”。他既把古陵县当成一个“托拉斯”，和一帮人合股经营，又在其中以家长自居。中国社会改革的艰巨性，原因之一正在于顾荣这种干部还不少。蒋荫安说，顾荣是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他老谋深算，非常世故，明明对改革很有抵触，却处处以正面形象出现。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一伙人面前，也总是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他的一言一行都做得很适度，恰到好处，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大家认为，潘苟世、高良杰、龙金生等人物形象也都是写得相当精彩的。朱寨说，潘苟世和高良杰这两个人物形象给我的印象最深。潘苟世这个人物，从他的家庭到办公室以及他本人，都散发着一种古老的历史的陈腐的气味。这是个靠着政治斗争的浊流漂浮着的人，写得很深刻。有些细节写得是令人震惊的，但却是真实的。高良杰这个人物是一个在“左”的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浪中，吃政治饭长起来的人。他是个“政治猎手”。但他并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卑微小人，人们对这个人物的外形是熟悉的，但作品对人物灵魂的揭示却要比人们认识的深刻得多。潘苟世和高良杰，是生活中熟悉、作品中却少见的两个人物。刘锡诚说，作者对龙金生这个人物的挖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这是个很值得写的人物。他勤勤恳恳，也没有旁门歪道，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但就是这些人把我们农村搞坏了。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农村还是那么贫穷。然而这种人在我们党内恰恰是好干部。这个人物是有警世作用的。

座谈中，还谈到了朱泉山、林虹、顾小莉、闷大爷等人物，认为这些形象都写得很有个性和特色。在谈到林虹、顾小莉两个女性形象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同志认为，这两个人物虽然很有特点，但却写得不够扎实，不够充分，她们与李向南的爱情纠葛也有些落套。这两个人物的设置以及爱情线的描写与作品改革主线的联系不是很密切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这两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青年人，她们的设置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从不同的方面衬托并丰富了李向南这一人物的形象。一些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如果作者能够对龙金生、朱泉山、林虹、顾小莉等人物再多加些笔墨，小说会显得更加丰富和厚实。

关于作品的风格、结构及其他。座谈会开得很活跃，很热烈。大家不仅对这部小说的风格、结构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讨，而且对作品中的某些不足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冯立三说，这部小说的风格是冷峻的、深化了的现实主义。林大中认为，作者在写古陵县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写李向南、写未来时，有些浪漫主义色彩，但用得不够。如果作者能够更大胆、更充分地使用浪漫主义手法，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大家一致认为，作品对一些环境和场面的描写是十分精彩的。特别是李向南同顾荣面对面的辩论以及一些会议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陈骏涛、李国文等说，这部作品富于哲理性，其中有不少的警句和精辟的议论。但是，总的来说，议论多了一些，零碎了一些。一些同志认为，作品的结构也还可以再讲究一些。现在看来，小说的结构还有不够完美、不够协调和联系不够紧密的地方。有人提出，小说结尾那封信如果去掉不写，也许会造成悬念，使作品的味道更深长一些。林大中、李国文还提到了“意念大于形象”的问题。他们认为，尽管作者在艺术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力求避免这一点，但作品中仍然还能看到这样的问题。

中央民人广播电台文学组编辑叶咏梅谈了《新星》在电台播出的情况。她说，《新星》作为国庆三十五周年的献礼节目在中央台播出之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的反响。一个多月来，先后收到十一个省市听众的上千封来信。一些农村的听众反映小说里所描写的就像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听了感到很亲切。不少听众纷纷来信询问这部小说原载何处以及何时出书。

《新星》的责任编辑章仲锷也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他说，这部反映现实改革题材的作品出版速度是比较快的，编辑与作者的合作是愉快的。今年《当代》着重发表了几部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正表明了刊物的侧重。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焦祖尧和作家郑义，专程前来参加座谈会。焦祖尧在发言中感谢《当代》召开座谈会来讨论山西作家柯云路的作品，感谢首都的评论家帮助柯云路总结创作经验。他说，正如大家所说，《新星》无论从它展开的社会生活面的广度，对生活开掘的深度，还是对一些人物的塑造上，都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他从作家的创作实践出发，希望评论家们能够对如何写好改革者的形象多做些研究，因为这些改革中涌现出的新人往往不容易写好。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新人本身也有旧时代的印记。作家一定要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出发，写出这些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不断加强自身，逐渐成熟起来的。我们的作家不能只是看到一些社会现象，而应当着眼于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土壤，着眼于生活本身是怎样变化的。

《新星》的作者柯云路在座谈会上对与会同志，对《当代》编辑部对于这部作品前前后后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就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他说，四年的插队生活是我最初的生活积累。另外，我住在榆次这个小城镇里，我那个工厂就在城乡交接的地方。我始终关心着农村的生活并和周围大队的农民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是我又一个来源。还有，我在北京有些朋友，其中就有李向南式的人物。八二年夏天，我同这些朋友会晤，他们谈了自己在农村的情况，其中一些人干得确实像李向南那样漂亮。他们也有忧虑，但是他们认为，生活中改革的阻力一方面比我们看到的、想象的要大得多、深刻得多、复杂得多；一方面解决起来又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我的这部作品就是八二年开始写的。

柯云路表示，会后他将把大家对于这部作品的意见加以归纳、分类，并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自省，以便在今后的创作中吸收大家的意见。他表示，一定努力争取下一部、再下一部作品超过《新星》。

（——原载：《当代》1985年1期）